怎么把c盘格式化对《不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一点愚见——答陈纯先生-杯犀集

对《不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一点愚见——答陈纯先生-杯犀集

结不结婚其实没那么重要。
一.
我认为单身也是合乎理性的好生活之一种,人们不应该因为处于单身状态而受到歧视,无论是制度和法律层面的还是公共舆论层面的。比如工作权利,购买房产的权利,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权等等,同时也不应该被认为比处于亲密关系或婚姻状态的人在道德上或者获取幸福的能力上更低等。
中国传统的婚姻观是,如果没有给出合理的理由,就应该结婚,不应该不婚。而我的婚姻观是,无论单身还是结婚都是一种个人选择,在通常的意义上没有谁比谁更可欲,在个体的选择上则随着个体境遇与诉求不同而各不相同。
我觉得陈纯在这一点上和我应该没有分歧,只是公共语境中,不婚主义就和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权利一样,处于弱势地位,声名和主张自己的不婚主义有助于改变公共舆论的状态。从根底里,我想不婚主义者还是一种平等主义,即每个人都应该被社会当作自由和平等的个体被对待,而不因他对婚姻的态度和实际的婚姻状态而加以区别。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不婚主义”》中,我没能明确的读出,陈纯是不是依然持这种观点,或者是不是试图证明在通常意义上,“不婚”比“结婚”更有利于争取自由,或者“结婚”有碍于争取自由。
我在通常意义上不会觉得结婚或者不婚在争取自由方面,谁比谁更加的可欲。毕竟我们有秦晖金雁老师,周濂刘瑜老师这样的例子,不会觉得他们因为结婚了就在争取自由上少下功夫,更不用提像郭玉闪和阿潘,709律师的夫人们这种在婚姻中彼此支撑争取自由的例子。单身人士之中也有像梁晓燕老师这样一直行走在公益事业一线的人。
当然时代有一点不一样了,08年以后政治上的不断收紧确实让新一代的“自由派”日子比较难过皮卡堂卖号吧。或许不婚会更轻松一点?
二.
陈纯对现实的描述,我是非常认同的。比如
1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学术、婚姻间的冲突。
2中国学术机构的日益衙门化、国有化
3女性主义、传统家庭观念对男性的要求的合流——以家庭为中心
4理想主义圈子中人的“市侩化”
5因为1、2导致的知识分子机会的减少,体制和市场对于知识分子的双重挤压
6中产阶级因为收入不均制造出的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氛围
剩下的是一些论证和判断,我恰是在这一方面不尽同意陈纯的看法。
1,2,4,5其实可以放在一起说,2000年到2012年整体上知识分子的日子还是比较舒服的,纸媒破刀屠神,网络论坛,微博,公益界、律师界和高校里还是有相当的自由空间和大量的机会的,而最近五年整个氛围可以说急转直下,不要说年轻的知识分子、学人、行动者,就连已经小有名气,张嘉蓉颇有些能量的自由派人士日子都不好过,加上市场化纸媒衰落,广场性的自媒体崛起,“美丽的1984”已成。
理想主义中许多不再坚持了,媒体人都去创业了,知识分子都跑海外了,人们缩在私人领域关心自己的房子,车子,财富,而回避政治议题,放弃政治上的诉求。这不正是哈维尔描述后极权时代的景观吗?背景制度惩罚一类人,奖赏另一类人袁婧怡,人们自然受到激励,去追求财富,这首先是体制的问题,而要求理想主义青年有所坚守是不公平的,我更愿意去做的还是同情的理解。
至于把“我党”挂在嘴边赞颂其统治术的,我想也更多是一种自我排解与辩护吧,虽然没有任何道理——“我党”的统治术,秦皇汉武都用过,不但不新鲜,而且腐臭的刺鼻,可恨的是依然很有效。
坚守者依然很多,自然可贵;逃开的也没什么错,毕竟没有坚守的能力,不愿付代价,就不坚守好了。“承受不正义的负担应该或多说少是平均地分配于社会的不同群体,并且在任何特殊情况下白痴也做攻,不正义政策所造成额困苦都不应太重苏菲浅。”罗尔斯的这个说法导出的结论,我想大概是更多的对成功人士,既得利益集团,怎么把c盘格式化年长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提出更多的责任要求,而不是对刚从校门走出来,衣食尚无着落的青年人。
这个时代的堕落并不是青年人造就的,年长者却总是要求青年人有理想,去改变,即便仅仅是一种呼吁也未免有些苛求也有些理想化。青年人自主选择是可贵的,青年人随大流追求财富也是其正当权利。
三.
关于女性主义的问题,我一向觉得中国的女性主义者还没有厘清它自己的诉求,对不同群体的不同要求也没有充分论证,有些时候还有某些反自由的成分存在。
我能够接受的女性主义是男女平等主义和理性多元主义的女性主义,传统的男女观念叶蓉然,夸大了男女之间的差异汪林林,并且以此为基础做出制度安排,早就了男性-事业成功,和女性-家庭成功的一系列相关刻板印象,或者说是公共政治文化。
这既反自由烈血暹士,又反平等,男性可以在事业上成功,女性也可以,而女性在表现脆弱,在交流上的优势,男性理应也可以拥有贾轶男。
所以女性主义的诉求宫妃清丹,首先是在制度和公共文化上消除男女差异的刻板印象,追求男女在基本权利和职业机会等的平等迷离三角,其次在家庭层面,则需要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公共文化,夫妻应该分担家务劳动,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也应被作为一个合理选项加以看待,即婚姻应该是一个由双方自由商讨在彼此权责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契约。
女性主义在政治议题上的诉求十分正当,但是在涉及个人选择问题上则偶尔会给男性个体提出过高的责任要求,这是我不能够同意的地方。
四.
关于6,中产阶级内部“踩踏事件”,我觉得这样的用词有一些耸人听闻。我们虽然要求在政治领域把每一个公民当成自由而平等的个体加以对待,但是在社会领域的歧视是广泛存在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歧视都不合理,我们当然可以因为一个人的德性有亏而歧视他,在私立学校因为支付的费用不同而被区别对待,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问题,有英文名字的不与没有的孩子交朋友,这纵然令人反感,体现的也不过是歧视者的狭隘,我看不出一个稍有常识和同情心的人会认同这样的想法。
关于中产阶级,我想在政治领域和个体生活上分别说一点看法。
在政治上不能对中产阶级有太多期望,调查表明现在的中产阶级关心个人生活胜于关于社会正义。我觉得这非常自然,而且本来也不对中产阶级抱有什么期望,首先要说的是,中产阶级和民主化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美国一群自耕农建立了民主制,新加坡那么多中产,还处于非民主状态就是实例。
另一方面社会学上的中产阶级及其划分与民主化中所指称的中产阶级并不完全重合,这个词的误用是从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的新兴城邦中的工商业阶级的理解开始的,在封建制度当中,封建主和农奴之外出现了城市工商业者这一群和自由民主更有亲缘性的等级,他们更愿意以自由平等的个体身份建立城邦共和国,后来这个群体又是被误称为中产阶级。
中国对中产阶级的统计基本上是按收入来的,这和民主化过程中所依靠的那些中产阶级指的并非同一群体。重要的不是按收入划分的中产阶级,而是致富的途径是依托市场经济,还是权力,另一方面,民主化的力量归根结底不是收入上比较高的所谓“中产阶级”,而是有公民意识的“公民阶级”。
在个体生活上,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由他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因信息自由受限而导致的视野上的狭隘和盲目,拿教育领域来讲,本来最大的病根儿在于教育垄断,就像农业的公社体制一样,在自由和平等上都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他们却完全视而不见,而一味追求着高价低质的服务,不想着把饼做大,而只想着努力割掉饼中更大的部分。
在所有的垄断领域中产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从房产,金融,到医疗,养老。中产阶级需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黄华珠,在这点上大部分中产还不如包产到户的农民。
虽然也有一些在家上学的教育尝试,但是法外之地毕竟成本太高,最根本的还是推动制度变革,而这不是说一说就能成的何必当初相识。中产阶级也是需要接受教育的,观念的转变,组织的形成,行动的采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有人在其中做出努力才能形成的,而改变中产阶级观念正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中产阶级诚然是人模狗样,沾沾自喜,互相攀比,互相争夺稀缺资源(垄断造成的),一群尼采口中的“末人”,那又如何呢?他们看起来是体制中的受益者,难道就不是体制的受害者了吗?在更长远和更根本的意义上,他们难道不是自由主义者的盟友吗?
五.
在《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不婚主义”》最后一点儿地方的论证,我不大能够赞成。
“制度和社会整体文化和氛围都构成婚姻的一部分。如果其他制度是不自由的,社会的整体文化和氛围是不自由的,那婚姻又如何孕育自由沈星辰?”
“结婚并不能让两个人变得更有组织性,只能让你们浸入污浊的婚姻文化中,即使你们能一直自持,也没有力气再做别的斗争了。”
实际上这里面结婚需要面对的问题,不婚也同样需要面对刘欣美,不结婚不也在这个制度和政治文化当中吗?又如何孕育自由呢?一个自由平等互爱的婚姻要浸入污浊的婚姻文化当中,难道不婚就不需要花力气去抵御侵蚀了吗?
实际上不婚主义者过好自己的生活,与一个自由平等互爱的婚姻中人过好生活,都是对这一个后极权体制下婚姻制度和文化的最好回击。否定专制政府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但是要连民主政府也一起否定掉是不是就走得过远了呢?
最后的结论便是,不婚主义和基于自由平等互爱所建立的婚姻是基于同样价值诉求的不同选择九山顶农家院,它当然是合理而可欲的人生观,而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我想只要划归到多元文化主义中也就可以了,并没看到它在这方面有什么特殊性。
以上是我的一点儿愚见,仅供陈纯先生和朋友们参考。